近代以降，中国卷入了欧美国家争夺世界范围的斗争，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为提高国民素质，清末新政改革要求各省设立大学堂，学堂为培养学生的爱国、爱家乡情怀，纷纷开始编撰乡土教材。清末山西编撰了一些乡土志，如《阳城县乡土志》、《文水县乡土志》等，民国初期有《通俗国文教科书》、《大同县乡土教科书》等，这都体现了山西对教育和学生素养的重视。

纵观清末民初山西乡土教材编撰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在乡土教材编撰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因素影响，其中政府的决策对于山西乡土教材的编撰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清末山西乡土教材的编写“受到了当时的课程标准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参与编撰的不仅有地方官员，还有塾师、乡绅等不同群体的人士，尽管其关注点以及他们的思想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为新式学堂的历史、舆地、格致三科提供相应教材，而且都是在清政府的倡导和控制下进行编写的。”[40]民国时期，随着相关经验的积累和教育改革的深入，乡土教材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语言变为白话文，更为通俗易懂，内容也更加贴切学生日常生活，主要目的则是使学生获得乡土认同感，培养学生由爱乡升华到爱国、爱民族的情感，从而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清末民初山西乡土教材的编撰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做了一个窥探，而且就当代乡土教育而言也起到了示范作用，提供了借鉴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