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号澹斋，出身于东晋名门望族琅琊王氏。在东晋初“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下，依靠门荫，王羲之于太宁三年（公元325年）起家秘书郎，累迁长史，江州赋闲时朝廷多次征召皆不就，后在好友殷浩劝说下出任护军将军，担任会稽内史。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王羲之毅然辞退官场，结束了仕宦生涯。王羲之参政30年，儒家经邦济世的意识与道教遁世的思想伴其左右，影响着他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影响着他仕隐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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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赋闲时的仕隐观

在庾、王江州之争下，王羲之作为两家的折中角色仅担任四个月的江州刺史一职便辞职了，“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4]他想以自己的辞职来平息庾、王两方的矛盾，同时他的辞职也流露出官宦之趣消减，隐逸思想的萌芽。经历了十多年的仕宦生活，王羲之见证了政治生活中的形形色色，他骨子里是一个文化人，有着文化人渴望的情怀。王羲之《与殷浩书》中有“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载“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这些无不表现了他的隐逸思想，回归自我的渴望。王羲之在江州赋闲时畅游山水，研习书法，教儿育女，享受和睦的家庭生活，精神和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实。 经历过政治生活的顺境与逆境，卸职后的王羲之回归自我，实现生命角色的多样化。

王羲之虽然过了七年的隐逸生活，但他也并非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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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会稽内史，为民造福

在会稽任上，王羲之针对当时的弊病提出许多意见并付诸实施，尽心尽责，为民造福，使百姓“小得苏息，各安其业”。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战争不断，朝廷不断征兵征粮，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户口锐减。永和五年到九年，江南地区又恰遭旱灾，“东土饥荒”，人民生活困苦。王羲之向朝廷建议开仓赈粮，解百姓燃眉之急，但朝廷不准，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开仓赈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