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860—1938），近代政治家、书法家，福建闽侯人，1903年6月到1905年10月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在任期间为巩固以龙州为中心的广西边防，从稳定广西边疆、加强防务；兴办教育、发展文教；发展经济、恢复民生三个方面实施了一系列为人称道的治理措施。对龙州应兴应革事宜，进行不遗余力，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忠君爱国、救国救民的文化精英所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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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的一生是毁誉参半的，早年作为一个政治精英，出使日本，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为维新变法献计献策；支持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与张謇、汤寿潜一起被称作民间立宪运动三杰，显示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担当。作为一个文化精英，他在诗词，书法方面的成就也极高，是同光诗坛领袖人物，颇得当时社会上的赞誉。但由于他晚年失节，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为世人所不齿，所以20世纪之前关于他的研究非常少，虽然最近一些年来有所成果，但大都集中在他的诗词、书法、《郑孝胥日记》、《海藏楼诗》等方面的研究。

对郑孝胥督边广西的研究当中，徐临江博士的《郑孝胥的前半生评传》从“一个文化精英从政，从戎，从商，从事外交活动这一特殊视角”系统介绍了郑孝胥1860—1912年生平的基本情况，对其督兵靖边的事迹也有所涉及，并提出了郑孝胥属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化精英”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清末广西形势的研究，孙卿韩的《清末广西民变研究1902—1911》和李玉军的《试论清末广西财政危机及其与民变的关系》介绍了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之前广西由于要分摊战争赔款，增加军需饷项，办新政等因素导致广西严重的财政危机；覃延欢、廖国一等主编的《广西史稿》中提及到了广西社会大批游民出现、财政亏空、吏治腐败等导致了清末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于郑孝胥在督边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较少有人研究过，......

郑孝胥虽然为广西边疆建设鞠躬尽瘁，但由于经费等原因，他所倡导的修铁路等均未实现，所以离去时是落落寡欢的，这从他写的一首《留别龙州绅耆》的诗中可以看出：“乱萌可戢惟兴学，边患方深莫厌兵。献策谁知谋不用，抚他玉润与冰清。”[[]]但这仍然没有动摇他心中那颗忧国忧民之心，“吾今年四十六，得弃官归田，便可作一生收束，从此以后，中国若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若有豪杰再起，至五六十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是吾以一世之人做两世之事，岂不绰然有余裕哉！”[[]]他所学习的儒家理念让他“有一个礼治社会的理想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作为其最高的行为标准，”[[]]这些仍然是他心中的骄傲，这时候的郑孝胥胸中仍是满腔的热血，仍不失为一个忠君爱国、救国救民的文化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