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联省自治”并没有成为解决时局的有力办法，甚至有人认为在客观上它为军阀割据提供法律了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联省自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积极之处在于这是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结构所作的一次新的尝试。民众从延续五千年封建思想的枷锁中逃离出来，显示出对民主、民治的渴望与追求。一些地方当权者为拥护联省自治主动通过省宪法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法制的进步是国家进步的灵魂与核心，而人民观念的进步又是法制进步的核心。人民的观念伴随着联省自治运动不断发展，这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后来民主革命的兴起，同时在中国自强自立的过程中，这也毫无疑问的成为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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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之士高举联邦主义旗帜为联省自治摇旗呐喊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阐述了美国联邦制，并将联邦主义思想引入中国。之后，随着西方宪政理论在我国进一步传播，联邦制及其相关学说也进一步为人们了解。由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思想先进的国人将美国式的联邦制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进行大力宣扬，以实现联省自治。孙中山在1894年创建兴中会。当时他提出了“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这一政治伟大纲领，其中“建立合众政府”就是要以美国为参考，把中国建立成为联邦制国家。袁世凯上台后推行独裁统治，这就使中国再次面临旧制度复辟的危险。为了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在政治制度特别是联邦制上做文章成为大批有识之士的最佳选择。如胡汉民、李烈钧为限制袁氏专权，主张采取联邦制；护国运动的领导者们为防止旧专制主义在中国余烬复燃，也主张推行联邦制，摒弃中央集权。在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高涨呼声中，此观点迅速发展并且不断完善，许多社会名流和有识之士就高举联邦主义旗帜积极的为联省自治运动做舆论宣传。

学者们从理论上给联省自治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清末民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许多有志之士的政治理想，然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多数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统一、宪政等政治目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从省到国家，从小到大，这也是成为救国与建设的新路径。[12]1920年章太炎在向熊克武提出的建立川湘同盟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此概念，在川、湘政局的变化中，他变单一制的共和制为联邦制的“联省自治”思想在川、湘政局的变化中逐渐成形，并且依据此思想为湖南省的立宪自治鞠躬尽瘁，积极的推动湖南、四川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梁启超也有力的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联省自治运动的形成。1920到1921年间，他代熊希龄、赵恒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