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县制”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以孙中山的“县为自治单位”为理论依据，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强化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本文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县制”出台的背景，在“新县制”的设计理念、行政构架、民意机关的设计及其组织权限、党权统治的健全与加强、保甲制度与社会治理机制、社会发展机制六个方面，对“新县制的制度设计进行分析。“新县制”在地方制度建设、行政效率、基层社会整合力度以及抗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新县制”的制度本身和实施过程中对国家基层统治、民主、民生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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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县制”的14自治内容中，开垦荒地的目的是以低价转放给有需要的农民，但是由于经费紧张，荒地并没有得到大量开发，少地无地的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农民的土地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经济条件也没有得到改善。再有，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民生问题，“现行的地方自治（指民主），大多与人民生活脱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22]，人民看不到“新县制”与自身利益有必然的联系，大多漠不关心，很少人会主动参与政治，使得政权落入了地方实力派手中，由于利益关系，他们大多会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最后，战争年代，政府以抗战为由，无止境的征兵，使人民脱离生产；各种名义的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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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颁布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新县制”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制度一直在实施。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新县制”的实施，改革了旧有的县政制度，精简机构，提高了行政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抗战需要；限制了其他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对基层的渗透，加强基层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新县制”并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实施，战乱年代，各项自治事项实施缓慢，甚至搁置不前。且战争年代，征兵征粮、派捐各种名义的负担都压在人民身上，忽略了民生，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阶级性，也使“新县制”从颁行之初就以民主自治之名，行专制之实，名义上标榜县有办理地方自治之权，不受上级控制，实质上却是听令于上级，办理上级委派事务。“新县制”实行的地方自治与人民的切身利益并无必然的联系，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使得民众参与地方自治的热情不高，缺乏群众基础。再有，各级行政人员缺乏且素质不高，不利于新县制的推行，所以，“新县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