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列强打破了中国一个半世纪的禁教政策，将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合法化，天主教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大，加剧了中国各阶层同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教案纷纭迭起，遍及全国。光绪七年发生的桂林择地建堂案是在中法《北京条约》和1865年“柏尔德密协议”规定的传教士入内地传教自便情况下，法国传教势力与中国官绅民众之间因置房产而发生的纠纷。本文将从教案发生的背景、依据及原由、教案发生的过程、针对教案处理中出现的中法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广西地方与中央政府，以及涉案乡绅、民众、官员、教会彼此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进一步加深对广西教案史、中国基督教史和近代中西方关系史的了解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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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传教，另一种是反对传教。在本案中反对传教的态度是占据重要地位。持支持传教态度的主要是教民和一些因处于利益而支持的人。从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状况看，教民一般是那些贫苦的农民，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世人遗忘和受人歧视，因而容易受到传教士小恩小惠的蛊惑，由怀疑的态度转变成虔诚的听他们的传教，成为忠实的信徒。也有一些人是由于想要寻求保护，免受欺凌而成为教徒。他们都惟传教士马首是瞻，积极的宣传和支持传教之事。在城镇里一些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愿意租卖房地给传教士建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支持力量是比较弱的。

而大部分民众是反对传教的。从中国反教的斗争路线看，是从开始的官-绅-民统一作战到绅民联合作战到最后只剩下农民孤军奋战，战斗阵线一步步地被瓦解和消融。可见，民众是始终的反抗者。这些平民百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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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桂林择地建堂案可以说是由广西的官、绅、民一起反抗传教士传教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富于道有理由有支持的择地建堂传教时和在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之后，清政府明确了“坦教抑民”的政策，这样大多数的地方官也都被迫的选择了“护教”，士绅也放弃了反教，在这种情况下，广西的官、绅、民没有放弃反教，并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反对和阻止富于道的择地建堂。清政府照约办理，然而控制力不强，使得地方官员有理由违约阻碍传教。绅士出面倡导，官员有意拖延，群众放手行事，这样使得群情汹汹，坚决的抵制洋教。这一教案的解决最后是由于法国准备发动第三次对越战争才不了了之的，但是这也影响了后来很长时间法国传教士都没有能在桂林这个省城建立传教据点。